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着力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建立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推动国家安全工作实现从分散到集中、迟缓到高效、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变革。我国先后出台20余部国家安全专门立法，相继制定修订110余部含有国家安全条款的法律法规，国家安全立法从个别法律规范逐渐发展形成法律制度体系。有力组织开展涉港、涉疆、涉藏等一系列斗争，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顶住和反击外部极端打压遏制。特别是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后，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实现“一法安香江”，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完成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推动香港由乱到治、逐渐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必须清醒看到，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仍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社会矛盾总量较大，各种一般矛盾和深层次矛盾交织叠加，一些重大问题敏感程度明显增大，处理不慎极易影响社会稳定。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办理各类案件410万件，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73.5万人、提起公诉163万人，全国法院收案数量从2013年的1337万件增至2024年的4602万件，部分重点行业领域风险突出，各种威胁和挑战联动效应明显。政法机关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强化底线思维，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压实属地责任、行业主管部门责任、政法机关责任，高度警惕、有效防范重点领域涉稳风险，确保社会稳定坚如磐石。完善社会安全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加强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强化风险源头防控，提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健全重大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对重大突发事件，及时查清事实，准确判明性质，依法稳妥处理。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做到预防在前、调解优先、运用法治、就地解决，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必须着力锻造忠诚干南宫NG·28娱乐(中国)官方网站 (访问: hash.cyou 领取999USDT）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政法工作是政治性、业务性很强的工作。为了确保关键时刻“冲得上”，必须加强作风建设，认真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干事创业；发扬斗争精神，做勇于斗争的“战士”，决不惜羽毛的“绅士”；坚持真抓实干，政法领导干部要做本部门本领域的行家里手，对业务情况要如数家珍，不做“甩手掌柜”。为了确保关键时刻“打得赢”，必须加强能力建设，分系统制定、实施教育培训规划，完善分级分类培训机制，建立各类执法司法人员岗位素质能力基本标准和干部基本素质测试制度，着力提升广大政法干警的政治素养、法治意识和业务能力。为了确保关键时刻“靠得住”，必须坚持严管厚爱，加强政法机关党的建设，层层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坚定不移惩治执法司法腐败；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建立常态化长效化纪律教育机制，综合发挥党的纪律教育约束和保障激励作用；完善政法职业荣誉制度，加强英模表彰和舆论宣传工作，营造全社会理解、支持政法工作的浓厚氛围。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续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始终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重大任务，建立健全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着力防范金融、房地产等重点领域风险，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始终把预防化解矛盾纠纷作为工作重点，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2024年全国人民调解组织调解各类矛盾纠纷1843.7万件，同比增长7%，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始终把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制定实施依法办理信访事项“路线图”和工作指南，大力推进政法领域信访工作法治化，努力让群众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理、依法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紧紧围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动完善法治体系，加强法治建设，维护法治统一。在习法治思想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完善，通过宪法修正案，颁布民法典，我国现行有效法律305件、行政法规598件、地方性法规14000余件，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实现有法可依。公正执法司法机制更加健全，司法责任制改革全面推开，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深入推进，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得到有力加强，司法体制改革取得丰硕成果。社会公平正义基础更加坚实，依法纠正一批重大冤错案件，制定实施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立案难、执行难等问题。深化醉驾治理，统一全国醉驾执法司法标准，解决了各地执法司法尺度不一的问题，2024年涉酒交通死亡数同比下降3.2%，刑事立案数同比下降43.8%。法治社会建设更加深入，人民群众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八五”普法规划启动实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全国律师人数十多年来由30万增至80万。

　　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激烈，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增多，我国面临更为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政法机关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瞪大眼睛、枕戈待旦，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忠实履行职责使命，确保国家安全稳如泰山。坚决贯彻落实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任制，建立健全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体制，完善统筹协调机制，形成整体工作合力。坚决防范抵御“”，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同企图颠覆中国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企图迟滞甚至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一切势力斗争到底。坚决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有力遏制和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民族问题进行的分裂、渗透、破坏活动。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依法打击整治网络谣言，确保网络空间安全清朗。

　　1919政法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任务更加艰巨繁重；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更加艰巨繁重；全面依法治国进入系统推进时期，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任务更加艰巨繁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出系统部署。2025年2月，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习进一步强调，要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把平安中国建设推向更高水平。政法机关必须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忠实履行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任务，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更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法机关坚持人民至上，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强化“惩”的震慑，扫黑除恶斗争取得阶段性成果，电信网络诈骗等突出犯罪高发势头得到有力遏制；依法从严从快审判珠海、无锡等地发生的个人极端案件，55天之内完成从侦查到死刑复核法律程序，犯罪分子被执行死刑，迅速遏制住了极端案件起势的苗头。筑牢“防”的屏障，聚焦重大活动安全风险评估、重点场所巡防巡控和重点物品严防严控，提高社会治安整体防控能力。落实“管”的措施，研究专门矫治教育工作规定、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工作意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救助工作意见，加强对特殊群体的帮扶管理。经过不懈努力，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是刑事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是持枪犯罪最少的国家之一，是命案发案率最低、破案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024年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25.7%，为本世纪以来最低，每十万人口命案数为0.44起，破案率达99.94%，人民群众安全感明显提升。

　　法治不仅要求完备的法律体系、完善的执法机制、普遍的法律遵守，更要求公平正义得到维护和实现。从我国法治体系建设看，法律规范体系、党内法规体系已较为完备，下一步工作重点是建设和完善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热点问题，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政法机关要善于通过科学立法解决新问题，立足政法机关职能，统筹立改废释，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加强无人驾驶、低空经济、人工智能、虚拟货币、数据权属和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保护等问题的立法研究，努力以良法促善治。善于通过严格执法解决现实问题，依法惩处危害公共安全、拐卖妇女儿童等严重犯罪活动，依法惩处走私、金融诈骗、侵犯知识产权等经济犯罪，依法惩处招投标领域违法犯罪，有力震慑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善于通过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充分发挥司法定分止争的终局性作用，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严格落实立案登记制，坚持司法公开不动摇，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依法做好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工作。善于通过全民守法夯实法治根基，推动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平安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更加期待安业、安居、安康、安心。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治安方略，对保障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具有重要作用。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关键在于惩防并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形成合力。要持续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黄赌毒、盗抢骗等群众反映强烈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健全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总结经验做法，做到一抓到底。持续加大对重大活动、重点场所、重点物品的防控力度，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构筑坚固的铜墙铁壁。当前，综治中心已成为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和社会治安风险防控的重要工作平台，要以县级为重点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到权责明晰、运转顺畅、方便群众，实现群众的诉求有人办、依法办。要持续强化政法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依托“在线立案”、“在线诉讼”、“互联网+公安政务服务”、“在线法律服务”等线上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高品质政法公共产品。

　　1919北京市气象台2025年4月10日10时30分发布大风橙色预警：预计，11日17时我市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开始出现大风天气，20时前后影响城区，夜间阵风逐渐增大至8、9级，12日06时至22时为风力最强时段，全市平均风可达6级，平原地区阵风9～11级，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怀柔、平谷、密云等区的部分地区阵风11～13级，山区局地阵风可达13级以上，并伴有沙尘和强降温天气。为认真落实北京市应急办“非必要不出行”的相关要求，保障广大应聘考生及工作人员人身安全，经研究，决定将原定于2025年4月12日的长安杂志社2025年度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笔试延期至2025年4月19日举行。现将笔试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检察机关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落实习法治思想和党中央部署要求的政治责任，一个发力点是道德和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确保法治副校长有用有效。如何将纸面上的“法”、案例中的“法”，转变为未成年人笃信、笃行的法律意识，引领青少年提升道德素质，让法治精神、传统美德真正抵达孩子内心？最高检领导躬身践行，率先垂范。2020年9月，张军以“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为题，与北京市第二中学师生共线区的师生代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云端”听课。这已是张军连续三年秋季开学季到北京二中讲法治课，受到师生欢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截至2020年9月，全国共有3.3万余名检察官在4.5万余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其中，有32个省级院检察长，省级层面实现全覆盖。针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这一深刻变化，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组织骨干力量研发精品课程，创作动画、动漫等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作品，打造标准化课件库，努力提升法治、德育宣讲质效。疫情期间积极开展线上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宣传，利用各种方式与学生展开互动，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各级检察机关还立足检察职能，在讲好法治课的同时，积极回应学校需求，通过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开展临界预防、参与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支持、促进、强化学校以社会主义道德培育学生，协助学校解决安全隐患，共同创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在抓好娃娃教育的同时，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在办案中引领提升道德规范。2020年12月25日，最高检党组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指出：“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办案来引领、规范社会行为，是司法机关应承担的使命。检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也应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促进形成全社会普遍认可、充满正能量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更好守护公平正义、弘扬美德善行。”各级检察机关在履职办案过程中注重价值引领，促进全社会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通过办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用法治的力量引导人民群众向上向善。如“杭州一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由自诉转公诉，被社会各界认为是维护公民正当权益、落实民法典人格权保护的积极作为，彰显出检察机关维护网络秩序、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自觉，同时也警醒世人：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同样应遵守公序良俗和法律规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网民。再比如，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规定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近日，“辣笔小球”仇某贬低、嘲讽卫国戍边的英雄烈士，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同时，为维护英雄烈士的合法权益，在军事检察机关的支持配合下，南京市检察机关决定公益诉讼立案并开展调查。此前，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检察院对当地居民曾某侮辱救火烈士的行为，依法提起侵犯英烈名誉权的民事公益诉讼。这些案件的意义重在从法律层面对当事人的侵权责任予以确认，引导全社会尊敬英烈、崇尚英雄、崇德向善，实现了起诉一起、警醒一片、教育和影响社会面的良好效果。

　　2018年10月19日，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由最高检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的检察建议。“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全国检察机关与教育主管部门联合进行实地督导、明察暗访，检查中小学校、幼儿园3.86万余所，监督整改安全隐患6600余个。最高检会同教育部赴8个省区市进行督导，有力推动了校园安全制度的落地落实。2019年，媒体曝光的几起侵害女童事件令人揪心，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凸显。对此，最高检态度坚决，强调“一号检察建议”要“没完没了”抓下去，以此为抓手，助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落实。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一号检察建议’已成为撬动检察机关开拓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杠杆，成为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的重要牵引。

　　张军：谢谢禹涵同学。法科学生更应关注社会现实，在实践中提升法律智慧。您关注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高度重视的金融风险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也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加大防范、惩治力度的问题。对于防范金融风险，习高度重视，多次进行专门强调。司法不能仅仅消极地受理、办理具体案件，更要能动、积极地反映社会需求，在司法过程中，研究分析倾向性问题、社会治理问题之所在，以检察建议、以典型案例引领向社会发出预警防治信号，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天气预报’，促进防范各类金融领域的“黑天鹅”“灰犀牛”，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人民群众在金融活动中的合法权益。这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补充”。司法机关应当审慎对待每一个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充分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如果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在经营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追究，让其付出相应代价，但是“稳企业、保就业”应当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注重尽量不要让这个企业垮掉。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负责人很关键，如果不审慎对待，可捕可不捕、可判实刑可判缓刑，捕了、诉了、送进监狱，这个企业很可能就会垮掉，影响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就业，还会影响当地的发展稳定。依法不捕、不判实刑，在依法办案前提下，采取从宽的办案方式，同时严格对企业进行依法治理、管控，是现代治理的有益探索，检察机关在组织试点。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与企业合规制度相融的检察工作制度，以丰富的检察实践，助力刑事追诉立法、司法、执法不断健全完善，适应经济社会更好、更稳、更高质量发展。

　　张军：谢谢莫野同学的这个问题。家暴问题确实值得重视，现在不仅有“男家暴”，也有“女家暴”。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家庭暴力等案件时，要从司法办案引领促进和谐家庭关系建设、以检察建议为保护家庭弱势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预防相关违法犯罪。比如，2018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在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后，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第一份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围绕“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我们还会同教育部等8部委出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与公安部、教育部共建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制度，探索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督促和支持起诉、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等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中均予采纳。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特别强调检察机关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依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要没完没了督促“一号检察建议”、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从业禁止等措施的落实，不让“大灰狼”进入“小兔子”的安全空间，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严管又是如何体现的？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时，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这些政策要真正落地，后续工作就应当跟上：谁来促进、检查落实涉案企业自我规范、守法合规经营？而不是简单的“案结事了”，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可以不付出成本、只付出很不相称的极低成本。如果这样，对所有严格合规经营的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的，实质是不正当竞争，也无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在这个大背景下，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3月，最高检启动涉案违法犯罪依法不捕、不诉、不判处实刑的企业合规监管试点工作，并确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山区检察院，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区检察院，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山东省郯城县检察院为试点单位。目前，最高检还对此专设指导组深化研究、加强指导，积极探索、努力推出既体现从严司法，让违法犯罪付出应有代价，又最大限度降低追诉成本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制度，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

　　景汉朝强调，向法官检察官放权，不能“一放了之”，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断完善制约监督机制。建立防止权力干预司法的制度，有力震慑了领导干部“打招呼”、“批条子”，以及当事人“找门路”“拉关系”。当庭宣判挤压了关系案、人情案的存在空间。以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平台为代表的一系列司法公开和信息化改革，生动诠释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的道理。中国的全球营商便利度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大幅提升，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评价民商事司法制度与法院工作质效的法院竞争力排名第5、其中“司法程序质量”排名第1，美国权威民调机构公布的2019年全球法律和秩序指数排名，我国排第3。这些成绩不时引起在场同学们的热议。

　　司法改革有什么规律可循，又要达到什么目标？景汉朝指出，从改革内容看，我国的司法改革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历程，从计划经济时代交易少、纠纷少、案件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纠纷案件不断增多，司法体制改革也呈现出“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诉讼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这一轨迹与逻辑，是对司法改革规律性认识的生动阐释，完全体现了问题导向，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司法改革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司法的风气。

　　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景汉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将司法责任制改革作为“牛鼻子”，以此为主线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行司法责任制，首先是把办案能力过硬的人员选拔到法官、检察官岗位上，把司法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政工党务等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对法官、检察官实行员额制，推动法官检察官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其次是按照权、责、利一致的原则，赋予法官检察官办案权力，并对自己办的案件负责，既明确法官、检察官的办案职权，又明确责任，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以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再次是完善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实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并与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保障和激励机制，确保权、责、利相统一。第四是因地制宜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保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

　　有学者归纳，中国乡村自百年前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写作对象后，在“启蒙乡土小说”“主流现实主义乡土小说”阶段，乡村一度以愚昧凋敝落后面目，或者作为抗争城市失序发展的对照想象空间示人，直到“中国式的乡村小说形成”，文学才真正把乡村聚焦为主体。如果不能在文学的流转变调中去看待《宝水》，则不能真正理解作者的创作动机。作者本人在创作谈中提到“我想写有新特质的乡村，而牧歌式的，悲歌式的，审判式的......虽然比较好把握，却也实在提不起我的兴致。”可见作者是在尊重文学传统中的寻找突破，是几经创作方向大幅度调整而出的精心力作。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在脱贫攻坚胜利，开始乡村全面振兴尤其是文化振兴阶段，乡村蕴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又被激活，乡村文化正在走向繁荣已是事实，乡村社会快速变革，需要能把握当下乡村实质的文学作品出现，应时而变，保持文学蓬勃的生命力。乡村振兴，文化如何先行，《宝水》对豫北乡村民俗风物的丰富呈现，乡村文旅产业的擘画，体现了文化的“有形”感、“价值”感，是作品适应时代要求的表现。

　　“问题来了，解决便是”。笔者认为这句话可当做《宝水》谈问题解决思路的“题眼”，而路径就是要理解乡村“涵容”的伦常智慧，在村支书大英处理村务上有明确体现。如“开大会”一节讲宝水村通过开村民大会，对垃圾处理动员、游客开放私人厕所、农家吃住费用标准、招牌风格大小内容、村史馆征集农具共五个事项进行议事的过程，抓矛盾典型，给办法清晰，堪称教科书级的乡村工作指南。“脏水洗得净萝卜”一节关于赵顺房子事件的处理，大英的心态是该理解理解，该批评批评，认为长久来看，人品好比能力重要，都是基于作品谈到的“官方规则和民间道德向来是两个系统”的定位，这也是作品的一个基本价值观。“摸摸恁的良心”一节讲述大英化解村民七成对农家乐罚款不满从而误会她不公平的风波，用大段独白，真诚的语言，最后平息风波，后来纷纷致歉的过程，体现出积极坦诚面对问题可以达到的效果。九奶说“人在人里，水在水里，哪能只顾自己”，孟胡子说“羊毛轻也怕搁到秤上称”，大英说“慎用正面强攻，多用侧面技巧”，以及反复同题出现的小节“极小事”对诸多问题的探讨，都是对乡村治理工作的重要启示。与此同时，作品中的“外来客”同样入乡随俗，认同并掌握了乡村治理之道。如“以姓氏笔画排序”一节采用姓氏笔画排序，有意见的村民张大包方才作罢，体现公平中的智慧。这也告诉我们，乡村的事，一枝一叶总关情，该粗就得粗，该细就得细，核心在于是否“在理”。

　　作品主要故事线索明确，以一年周期及四季轮转为时间刻度，讲述了一个农村出生、进城工作、经历中年丧偶等变故、不堪城市重负而停薪留职的职场女性地青萍，随好友老原回到家乡平原村福田庄附近的美丽山村宝水村合伙经营农家乐，并积极参与乡村治理，深刻体察乡村社会肌理的故事。作品同时又穿插了几个主次分明、明暗对应、相对平行的辅助故事，通过塑造村社干部、德高望重老人、乡建专家、手艺人、支教学生等各类人物群像，描摹丰盈乡村风物，揭示了乡村蕴藏的“传统中国深厚绵延的伦常智慧”，展示了建设者们实践而来的“朝气蓬勃的新观念、新情感、新经验”，实现了新时代乡村题材作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融汇传统与现代”③的效果。从现实角度讲，作品非常突出地关切了城乡融合发展困境这一社会学前沿话题，以文学的方式介入问题并解决问题，使得作品成为了一个多重价值并重的创新读本，从而印证了授奖辞所说的“为乡土书写打开了新的空间”。

　　作品对乡村的环境设施、民俗活动、特色食品、民间文化等物产精勾细绘，构成了一个不同于过往乡村印象的生机勃勃的乡土世界新图景，它不是孤立的，而是走在现代化前沿的一批乡村的代表。如写到龙王庙、门上楹联、乡村大喇叭等乡村建筑设施装饰。写到梯田、旋柿架、荆编等农业生产设施工具。写到柿子、茵陈、泽蒜、山韭菜等农林产品，泼茵陈水、麦苗配茵陈等食疗搭配，藜芦吃了会中毒等常识，蒸白蒿、构穗、芥菜疙瘩等农家食品，其中大烩菜的每种食材一一罗列。写到“小天仓”敬仓神、后河五十集、年终杀猪宴、耍狮子、唱《菜名曲》《闯码头》歌谣、办村晚、长桌宴、猜枚等乡村民俗文艺节庆活动，写到农家乐、村史馆、小超市、慌沟养鸡等乡村特色产业形态，写到盖房子上梁礼等民间传统，写到“三月三，荠菜煮鸡蛋，胜过仙灵丹”等谚语顺口溜童谣......十余类数百种元素一一铺陈，几乎可成为了解豫北乡村的“手账书”。其中“早清明、晚十一”“肥不过春雨，苦不过秋霜”“蚕老一时，麦熟一晌”等谚语蕴含了四季物候，“编筐窝篓，能养十口”饱含了劳动致富的道理，“拽下帘子说话——没里间没外间敞开了扯”点明了乡村治理方法论，是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尤其是拿古老山村宝水与周边的平原村福田庄、景区新商业村云里村、云下村的对照，提示乡村振兴要重视不同乡村资源禀赋，采取不同发展之路，要重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自小说文体第一次繁盛的明清始，小说就以语言艺术为扛鼎，四大名著里经典对话比比皆是。进入现代以来，随着乡土文学的产生，方言的使用就是鲁迅、赵树理、柳青等文学前辈创立的文学传统⑦，为相应的地域、时期留下了可存证文本。《宝水》对豫北语言的梳理记载意义也应如此，文中大量的意为出色的“卓”，宠爱的“景”，可爱的“漆”，散步的“悠”，差劲的“瓤”，如大家皆知的豫语“中”一样，因为“极简”，令人铭记。“就都笑”是全文频次最多的词，其具体旨意也引发诸多讨论，笔者认为词汇背后的思想逻辑是指外来者对乡村见闻接纳所持的态度方式，即先接受、再消化，也提醒我们乡村社会规则与城市的不同。此外就是由人物外号、歇后语、谚语、顺口溜、典故等大量乡村语言，即“豆棚瓜架的倾心絮语”⑧构成的堪称乡村宝典式的内容，如形容闲聊天的“扯云话”，用不着的“搁不住”，歇后语“裤裆里抹黄泥”⑨等，体现了作品语言艺术的强烈意志。

　　另一主角人物九奶的出现，是作品与很多同题材作品人物设置显著的不同所在。作者自述在创作中把作品的背景村庄从豫南调整到了家乡豫北。相信正是这一调整，作者实现了由观村到忆村、从外部到内部的站位转换，为作品融入了家乡记忆，私人情感，才使得作品出现了对乡土常见的亲密无间的情感之外，更加牵肠挂肚撕心裂肺的一面，即穿插了一条记载主人公地青萍少年乡村记忆重负、与宝水村对照的平原村福田庄命运的暗线;，其中和地青萍奶奶长相相似的老人九奶就是重要人物设定，并借此来进行乡村发展大步超前常规叙事之外的反向叙事：探究不同类型乡村资源禀赋，发展命运，反思陈旧的乡村文化消亡观，主张守护传统乡村伦理纲常，倡导新时代乡村传统价值的回归等，丰富扩展了作品的精神内核。九奶作为宝水村曾经的接生婆、最年长的老人，德高望重，去世时干部群众的送别，体现乡村社会亘古不变的尊重长者的道德传统。笔者认为作品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段文字是对九奶临终前“牵肠拉肺”地唱“菜名曲”的悠长深邃的描绘，使得一股只有中国乡村才有的精神震颤呼之欲出。

　　首先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章节结构和标题。作者用“冬春”“春夏”“夏秋”“秋冬”把全文平均分配为四个大章，每章三十小节，与自然时序对应。以一年周期、四季轮转为时间轴，从正月“落花灯”写到腊月“点灯”祭祖，又与乡村生活节奏对应，真实的生活仿佛跃然纸上。先后使用“失眠症”“长客不是客”“极小事”“新闻之闻”“脏水洗得净萝卜”“后河集”“桌面下的理”“景儿都是钱”“数九肉”等作为小节题目，颇费功夫。有的小节前后关联，如“谁的主场”“站队”等均讲大学生支教，有的小节独立成篇，如“挖茵陈”“后河集”。有的标题直抒其意，如“试菜”“不受罪咋享福”，有的标题深藏大意，耐人寻味，如“滴水藏海”“站队”“里格楞”⑥，似乎是一种借喻手法，也就是农村常见的俗语，这是乡村语言体系的一大特点。方言土语的特殊性不仅在发音上，而是承载着乡土历史流转基因。在乡村工作听不懂方言，不会使用方言，可能意味着不理解乡村，无法真正融入乡村。

　　作品的问题意识还表现在对真实乡村的正视，隐忧和批判上。如大英女儿娇娇幼时遭遇猥亵带来的阴影、香梅受丈夫七成家暴而反击等情节，这些多年来乡村社会绕不过的伤疤和隐痛，是乡村实实在在的现实困境和弊病，而这一切在乡风文明建设带动下正在逐步好转。作品的城乡融合视野同样应用在了对游客和村民双方的矛盾冲突、尤其是对部分游客素质的批判中，在乡村题材文学作品中不多见，如游客捋槐花擤鼻涕满地甩，掐月季花，香椿芽罚款舆情事件，对着娇娇拍照，游客丢相机怀疑村民。当前的乡村振兴不是农村单向提升，而是以城乡融合为特征的乡村振兴，无论是经验还是问题，也都不是单向的，这种流动和双向特征，也是《宝水》给予乡村题材文学书写的启示。

　　1919摘 要：《宝水》是一部有关乡村价值和发展题材的长篇小说，荣获茅盾文学奖，体现出其在当代文学中的典型意义。本文作者在甘肃挂职从事乡村振兴期间，读到作品引起共鸣，一度当做工作指南。再次精读，从解读授奖辞入手，围绕新时代文学之新的命题，进一步分解作品文本创新性，乡村文化意蕴，结合工作实践反观其现实启示，以农科专业背景、读者和在场者的多重视角去认识作品，切实谈阅读感受，对作品在乡土文学传统中的继承突破、同题材作品中的破陈求新进行了辨析，创作动机进行了探究，用社会学观点剖析作品的城乡融合视野，问题意识和人文观照特征，使得本文呈现出一定独创性。

　　中国的乡村可大抵分为平原村和山村两种，这是长篇小说《宝水》带给我的概念，也提醒我不同乡村发展之道不同。在中国古典美学标签里，山村曾是一种美的代指，但一度凋敝，空心化。近年来通过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诸多美丽山村重新整装亮相，社会化资源进场，离乡者重新返乡，乡村进入了以城乡融合为特征的新发展阶段。在视觉的巨变下，乡村内部也悄然微变，尤其是人的观念。《宝水》就是以这一正在行进的壮阔时代为背景，以作者乔叶女士家乡豫晋之交“南太行”脚下的一个美丽小山村“宝水”为场景，构建起一个乡村内外建设者围绕美丽乡村建设目标，去除分歧，融合共识，合力实现乡村文旅发展，乡风文明进步的故事。作品既忠诚于当下乡村发展现实，又以文学手法赋予乡村理想色彩，贡献出了一个具备时代特征、热气腾腾、读起来共鸣迭起的文学读本，荣获茅盾文学奖。

　　小说重在塑造人物形象。作品既有主要人物、典型人物，也有丰富的人物群像。作品塑造了进村投身农家乐的地青萍、农家乐合伙人老原、梦载乡建院专家孟胡子、实践支教大学生等外来建设者，闵县长、杨镇长、村支书大英、村两委班子小曹、村医徐先儿等基层干部，德高望重的乡村老人九奶，村组长、包工头张大包、爱占便宜的豆嫂、村会计张有富、开超市的妇女主任秀梅、精通算卦的赵先儿等村民，共数十个不同类别的人物形象，作者准确地抓住了当前乡村振兴舞台上的人物关系图谱。其中地青萍是主人公、讲述者，与大英、九奶共同构成故事演绎的主角。对村支书大英的诸多着墨，可以认为是在塑造典型人物，对应文学经典作品里的先进模范人物。脱贫攻坚胜利后，乡村要全面振兴，发挥党建引领，农民主体作用，处理好各项事务，就要有坚强的村两委班子，那么村支书作为班子带头人，如何写，是重点也是难点。作品中的大英有三头六臂，什么事都能摆平，但作者没有把她设定为“高大全”式的人物，作品对大英工作风格的定位是“扑得开、收得住，能应上，能管下，大事明，小事清”，这个人物定位忠诚于现实，从笔者真实体会来看，她遇到的困境也是现实的困境，她的观点认知、处事方式对乡村治理工作有启示。应该明确，抓这一人物的塑造，体现了作者非常有担当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

　　除了方言词句，作品在语言上还有一大特征就是长篇长段对话。在诸多艺术门类中，对话作为话剧的主要特征，应用在小说中后，提升了戏剧性、鲜活感。⑩现场对话是乡村这类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很重要的交往场景，甚至是乡村干部主要的工作技能。《宝水》的对话大多在写村主任大英化解乡村事务矛盾过程时使用，通过对话，对出公序良俗、世道人心。譬如村主任大英出场的第八节“敲瓷砖”等章节中，大英和村民张大包关于村貌改造理念争议的长段对话，讲述了大英如何做工作，使得群众转变私心、认可村里决策的过程，体现出基层干部在乡村治理中如何娓娓道来，以民为本，将心比心，从而赢得群众支持，帮助群众成长的感人过程。笔者在基层帮扶能深切感到，这样的故事每时每刻都在真实上演，通过热腾腾的文字跃然纸上，就使文学与生活紧密结合在了一起，使得人们无形的情感思想得到有形的塑形刻画，实现了文学和社会的紧密连通。

　　笔者在挂职实践中感到，治理问题的核心或者长远目标，是要解决人的观念问题，形成适宜的公共文化秩序。解决治理难题，实施乡村振兴，最终目的都是“为人民”。所以作品除了对乡村之“事”“理”等问题的探究，最终还是把握住了“人”的关键，进行人文观照，讴歌人的精神成长。如从违规占用停车场转变为乡村手艺人的村民大曹，在村史馆征集展品中大曹对给村史馆捐赠的态度转变发生于认为青萍是“给村里办事”，豆哥从想要钱到主动给村史馆送沉重的汉白玉石雕的原因是认同“放在馆里合适”，乡村内部的人与乡村在同步进步着。还有一种完全来自外部的成长转变，即返乡者获得的城市经验，如作者写到摆摊卖柿饼切小块插牙签供游客免费品尝的安嫂子时，刻意提到她“不愧是在武汉这样的大城市里待过的”，这便是作者城乡融合视野的例证。在此视野下，作品还探讨了外来建设者和村民的共同成长，如支教大学生开展乡村美术教育、捐头发公益时，村民心态反复变化，从“哪能巴望着人家外路人对咱村有多少真心哩”的质疑态度，到扎堆带孩子听课，给大学生“闷坛肉”，而大学生也从认为村民愚昧落后到认识到客随主便、需要因材施教的道理，达到了共同成长。

　　作品还写到宝水村群众结合乡村旅游开发特色食品、伴手礼品，如闷坛肉、柿子醋、“怀川醉”酒、对节木拐杖、“柿柿如意”纸袋套装产品等，详细写了创意开发过程，如同提供了说明书，可供参考复制。写到打造网红产品除了保证味道好，还要与节气联合增加文化内涵。写到为乡村景观进行“文化提升”，给景观“编写说辞”，点出需要文旅融合发展。写到村民逐步认识到“景儿都是钱”，是可以吸引粉丝的直播场景，游客拍照的打卡点，说明宝水村和村民迎来了实质性的进步，开始重视乡村文化的经济价值，这是作品提供的乡村发展之道，给同类型乡村提供了发展方法论，即要突出乡村的物产、文化、生态资源综合优势，其实这也是乡村发展的新质生产力之所在。

　　景观描写一度被小说创作视为龃龉，认为它是散文的正途，而散文创作边界的一再突破又不断摒弃单纯的景观描写。在此过程中，当代文学作品中精彩的状物描摹出现了缺憾，起码对于乡村小说是一种缺憾，因为不同于光怪陆离的城市，没有舞美背景的乡村舞台真实性令人怀疑。有评论家明确指出景观描写是文学作品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作品的湿度和柔润性。与其说是创作观念上的不主张，毋宁说是有实现难度的，没有作者的“跑村”“泡村”，很难呈现出与乡村本相逼真的效果。《宝水》景观描写的容量可认为达到了乡村风物志书的级别。作者曾自述：“这个既虚且实的小小村落……下笔时我才发现与其相关的东西是那么多。新旧房屋，花草菜蔬，庄稼田地，每家每户。” 于是，作家进行了充分的社会田野调查，为读者一点点捡拾起与都市生活久违，或者也被乡村本身遗忘了的珍贵乡村风物，呈现出一派乡村美学景象，体现作者为文之用心。